21世纪的新道学文化战略——中国道家文化的综合创新
作者：胡孚琛（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北京）
内容提要：本文在比较西方文化、儒家文化、佛教文化等多种文化的基础上论证了道学文化作为二十一世纪文化战略的必然性，并提出取中外文明之精华对道家文化进行综合创新，形成新道家学派，从而创立有时代精神的新道学的历史使命。本文全面揭示出道学的精要，阐述了新道学的文化观、社会观、伦理观和个体生命观，指出道是人类知识之根，学术之本，它是宗教的终极信仰，哲学的智慧之源，科学的原始公设，美学的最高境界，伦理的基本价值取向，世界文明的坚实支点，人类精神回归的家园。
关键词：新道学、综合创新、文化战略
21st Century Strategies for Neo-Daoism
Prof. Hu Fuchen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ontent Summary: Against a background of comparison of several cultures including western culture, Confucian culture, Buddhist culture,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inevitability of Daoist culture in 21st century cultural strategies. In addition, it extracts the flower of Chinese and foreign cultures placing them against Daoism to create a comprehensively new order, forming a new Daoist tradition and establishing the historical mission of Neo-Daoism, a Daoism that contains the spirit of the times. This article brings to full light the essential nature of Daoism, expounding on Neo-Daoist cultural, social, ethical and personal outlooks. It points out that Daoism is the root of humanity’s knowledge and the basis of scholarship. It is the ultimate faith in religion, the wellspring of philosophical wisdom, the original formulation of science, the basis from which ethic evaluations take their direction, the solid underpinnings of global civilization and the home of humanity’s spirit.
Keywords: Neo-Daoism; comprehensive creativity; cultural strategy
(一)
当全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传统的人们共同迈进一个新的千年纪元之门，踏入21世纪之时，最重要的莫过于回顾过去世界发展的历史，从而展望人类的未来。在过去的一百年中，人类历史似乎将千万年来积蓄的能量加速爆发，使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剧变，几十年前还流行的观念很快过时，每个人都目不暇接地忙着适应这个飞速变化的世界。过去一个世纪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地发展，人类靠工具理性几乎改变了整个地球的面貌，自然资源的高度开发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生活，但生态危机、环境污染、灾疫流行、战争危险等威胁人类生存的难题也成为21世纪人们必须面对的现实。过去一个世纪人类创造了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但也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和诸多残酷战争及野蛮屠杀民众的罪行，乃至各国流行的贪污腐败、毒品泛滥、恐怖犯罪、道德沦丧、唯利是图等丑恶现象。至今，足以毁灭整个人类的核弹、生化武器等军备竞赛有难以遏止之势；仍然有所谓“第三世界”的贫困、艾滋病、瘟疫等灾病流行和人口恶性膨胀；以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为主要内涵的现代化极大地削弱了人的个体生存能力和独立的人性，将个体的人禁锢到群体的机械化程序之中，使人的劳动变得工具化和公式化，失去了社会生活的诗情画意；国际间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政治理念使人类普遍缺乏安全感；而紧张的社会竞争和复杂的人际关系又使人们身心交瘁活得好累。一百年前人们以为可以无偿享用，取之不尽的空气、水、阳光、土地、石头、野草、树木，今天也迫使人们忧心忡忡地付出代价。诸如大气臭氧层破坏、珍稀生物灭绝、空气污染、资源匮竭、可耕地减少、气候异常等上述恶果，决非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力量所能挽救，因而是21世纪全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问题。
另一方面，人们又发现21世纪的全世界已日益变成一个整体化的大社会，经济、政治乃至文化的“全球一体化”、“世界社会化”趋势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当前，虽然世界上不同民族、不同社会制度、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仍然存在着激烈的斗争，但是由于世界经济一体化和交通、信息日益发达，一种新的世界社会形态开始形成。[ ]地球变“小”了，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变“近”了，国家和地方、民族相互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任何专制君主和政党再也无法闭关锁国，谁也不能无视对方的存在，地区的矛盾热点变成国际大家庭中人人关注的问题。国际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加入了联合国，谁也不愿被排除在国际间的大型联合活动之外。学者们开始注意研究不同民族的异质文化，中国先哲古老的“世界大同”之梦正在变成全人类共同的理想。这样，当人类面临生态危机、环境污染、军备竞赛等危及自身生存的世界难题时，不能不在文化的层次上寻求一种共同的智慧。
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深层原因，这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864-1920)等杰出思想家早在20世纪初就发现的历史规律，他甚至断言加尔文派的新教伦理是导致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形成的一个活跃的、决定的力量[ ]。什么是文化?从本质上说，人类虽是自然的产物，但文化却是人类创造的一种与自然相对的非自然体系，是自然的人化，是人类超越动物性的一切活动的产品。文化发展的动因来源于人类的精神，文化产品乃是人类心灵智慧之光的外在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本身就是文化的动物。文化本身的范围不易界定，抛开政治、经济的层面不说，人们习惯上至少将宗教、科学、哲学、文学艺术、社会伦理(包括民俗)作为基本的文化要素，它们都是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在这五大要素中，科学和哲学是人类对客观真理的追求，是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规律性进行理性思维的花朵；伦理学是人类对善的追求，是人为提升自身动物性和社会性的素质所必需的道德约束和生活规范；文学艺术则是人类对美的追求，是人对自然和社会的感悟和超越。宗教是人类文化的母体，是人类的终极关切(Ultimate concern)，是超越人类理性的非理性体验，是人类心灵的完整状态，因而是文化的最高层次。由此看来，韦伯将资本主义的产生归结为文化的因素，并从宗教中找到资本主义精神的契合点，是有道理的。21世纪人类面临威胁自身生存的世界难题，根源都可归结为文化的因素，特别是西方文化的价值观念引发的恶果。尽管人类文化有诸多不同的特质，但都从各种侧面寄托了自己对人生价值的关切，建立起一套价值观念体系，区分这些不同文化的价值观念是我们考察各种异质文化的根据。
近些年，世界各国的有识之士越来越重视中国古老的道家文化；不断召开有关道家的国际学术会议，中国的先哲老子(约公元前571-前472)约在2550年前著的《道德经》也成为世界上哲学家们研究的热点。中国的道学文化，在世界各国学者眼中无疑是属于“过去”的，这种过去的古老文化能通向新世纪的“未来”吗?道学文化的价值观念体系是否能寄托全人类对人生价值的关切?这些问题令人深思。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字记载历史的民族，要认识中国就必须认真分析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以古老的生殖崇拜观念为核心形成的文明，它的文化传统分先后两种：其一是中国原始人类存在以来母系氏族公社女性崇拜的原始宗教经过若干万年积淀下来的老传统；其二是夏、商、周三代以来父权家长制逐步形成，特别是西周原始宗教革命正式确立的礼教新传统。显然，道家文化继承了母系氏族公社女性崇拜的原始宗教数十万年的老传统，儒家文化则继承了周代父权家长制的宗法礼教数千年的新传统。[ ]中国历代统治者都崇尚儒家文化，这是由于中国社会顽固地保留着宗法家长制的君权政治传统造成的。君权专制的国家政体用宗法血缘纽带将“家”和“国”联结起来，形成“家国同构”的政治体制，而儒家文化正是一种以家族为本位的伦理型文化。道家文化和儒家不同，它的学说是从人体本身的修炼工程中体验出来的，认为人身是一个“小宇宙”，是自然界“大宇宙”的缩影，人体和宇宙的运行规律既可治身，又可治国，因而是一种天人同构、身国一理、取法自然的生态文明。几千年来，道家文化和儒家文化既相互分立又相互补充，形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为什么世界上一些古文明如巴比伦、埃及、苏美尔、印度文明等皆相继沦落，惟有中华民族的古老文明经久不衰，其中的秘密恰恰在于道家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根基，具有旺盛的再生能力。鲁迅先生(1881-1936)曾经断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 ]李约瑟博士(Joseph Needham ,1900-1995)也敏锐地指出：“中国如果没有道家思想，就会像是一棵某些深根已经烂掉了的大树”，[ ] 这些话都洞察到中华文明以道家为根基的实质。道学文化中既蕴藏着死而复生的活力，又具有包罗万象、海纳百川的品格。为什么中国文化在古代能接纳印度佛教，在近代又能接纳西方的基督教文明，这显然不是“严夷夏之防”的儒家文化的功能，而是靠道家善于融汇异质文化的博大包容的特性。在中国历史上，历代统治者也都以儒守成、以道达变，人们深知道家智慧有如“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的宽容气度，以及能生能化，善于应变的长处。
在全球一体化的大趋势下，各民族从自给自足状态变为相互依存，人类创造的物质产品相互流通，各民族的精神产品必然也成为人类的公共财产。道家文化以“道法自然”为核心，以开发人类的心灵潜能为目标，它表述的生化原理、中和原理等辩证规律乃是自然界、人类社会、精神世界的宇宙律，因而它本来就是一种世界文化，世界各国的有识之士对道家文化的关注不是没有理由的。
歌德(Goethe, 1749-1832)在1828年10月23日同爱克尔曼(Eckermann，1792-1854)说：“据我所见，有一个时期要到来，那时候上帝再不喜欢人类，不得不把一切都毁灭掉，以便重新创造。”[ ]在世纪之交，无论是欧美等西方社会还是包括中国大陆和台湾在内的东方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的诸多层面都面临《易经》所谓剥久必复、穷极终变之势，不得不在“改革”等名目下进行结构性调整。大略和歌德同时的中国思想家魏源(1794-1857)著《老子本义》，在《论老子》一文中称《道德经》是“救世书”，说古今“气化递嬗，如寒暑然。太古之不能不唐虞三代，唐虞三代之不能不后世，一家高曾祖父子姓，有不能同。故忠、质、文皆递以救弊，而弊极则将复返其初。”道家之学既是一种追溯宇宙本原的返本复初的智慧，又是一种永远属于未来的超前意识。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云：“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以之为政要因时制宜，静可以无事无为因循自然，动可以力挽狂澜革故鼎新。因之中国的政治家在国家危难之际、政治变革之时，都注意从道家经典中汲取智慧。道学文化既然能救中国，难道不可以救世界吗?
早在20世纪中叶，剑桥大学的斯诺(Snow,1905-1980)就发现西方文化中“科学的”要素和“人文的”要素相互分裂和对抗倾向造成了危机。[ ]这种危机使他们不能对“过去”作出正确判断，不能对“现在”作出合理解释，也不能对“未来”作出有效预测，从而丧失了整体的文化观。某些世界一流科学家终于发现，西方机械论哲学的主客二分、物理还原、静态分析、孤立实证等思维模式日益显得陈旧过时，他们开始在东方道家思想中汲取营养。中国学者董光璧(1935- )在《当代新道家》一书中揭示了以李约瑟、汤川秀澍(1907-1981)、卡普拉(F.Capra,1938- )为代表的一批“新道家”使正在兴起的新科学观向道家思想复归，将道家文化作为东西方文化融合的交汇点并以之为基础建造一个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平衡的新的世界文化模式。他热情洋溢地说：“我确信重新发现道家具有地球船改变航向的历史意义。黄土文明与海洋文明的融合，有如黄颜色和蓝颜色调出绿色，将产生人与自然和谐的新的绿色文明。”[ ]这种绿色文明就是具有自然生态智慧的道学文明。
然而，在中国漫长的君主专制时期，道学思想一直受到正统的儒学思想的压抑，老子的《道德经》也被曲解为消极避世的隐士哲学，其积极救世的真义晦而不彰。魏晋以来尽管性喜老庄的学者甚多，《道德经》与《庄子》的注本也比比皆是，但多为望文生义之作，没几个人真能读得懂，《道藏》中道家典籍的思想精华也远远没有发掘出来。难怪朱熹说：“庄、老二书，注解者甚多，竟无一人说得他本意出，只据他臆说。”[ ]现在老子的道学文化已传播到世界各地，《道德经》的译本数目之多仅次于《圣经》，可惜这些译本也大多沿袭了儒家注本的曲解，甚至还以管窥天、生搬硬套地按西方哲学范畴给道家哲学归类，真正有所得者如谢林(F. Schelling, 1775-1854)、布伯(M.Buber, 1878-1965)、海德格尔(M.Heldegger, 1889-1976)等可谓凤毛麟角。今天，当世界各国的有识之士越来越认清中国道家的思想价值时，我国学者应该重新发掘道家典籍，对中国古老的道家文化进行综合创新，将道学文化的真实面貌公诸于世，从而形成新道家学派，完成创立新道学的历史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