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学春秋——我在北大的日子

1996年的冬天，我因事离开了青海师大，躲到了南部藏区。藏民们热情好客藏山藏水纯净美景，使我忘记了一个月前的凶险。我站在清澈的黄河源头水中，毅然决定前往北京。

1997年春天我到了北京，先在清华一个老同学处寄住了几天（老同学帮了很多忙），然后去北大。那时我穿着父亲的中山装，手提大箱子，昂然而入北大。门卫看我这“派头”，没有拦我。

我一进北大自然是直奔未名湖，风景果然不错。我找了张长椅子坐下慢慢地欣赏静景（现在回想起那时的未名湖更像一幅静物），陌生的人们从我身边走过，我渐渐觉得不安，但慢慢也就平静了。天一黑我就挪窝进了树林的椅子中，以箱为枕，一觉睡到天亮。一个老头子慢慢地踱过来，似乎有些意味深长地望着我。我想和他说话，到底没有。我在湖边略一洗漱，然后一路打听34楼找到了闫妮。我是去年认识她的，她那时到青海来玩，听朋友说起我就来看我，还送给了我她的诗集《落花的夜》。她告诉我想在北大听课很容易，只需要去一教、四教或办公室去抄课表照表上课就可以了。我恍然大悟，说了好些感谢的话，于是就去抄课表，把箱子寄存在了一个老乡处（后来这位老乡借给了我《浮士德》，这本书对我影响很大）。
抄好课表，我就去找房子。附近的房子都太贵了，我只好搬到了上地的树村，一个月100元，邻居都是下层劳动人民，从此开始了我在北京平民窟的日子，也开始了我游学北大的生活。

每天早上我凌晨即起，步行10里到北大，开始时真累，可是一想到我这是为北大受累，为自己受累，“为中国受累”，也就无所谓了。开始时我听中文系的课，印象最深的是一位老教授讲“解构主义与现代文学”，另一位老教授讲汉乐府中的“公无渡河”，讲得真好。后来我把这首“公无渡河”用进了《竹林七贤》来衬托嵇康生命的悲剧。中文系其他的课我没多听，那时我觉得除了那两位老先生外（我忘了是谁），都比较平庸（现在当然我不再这样认为）。有一次听吴小如讲诗，大感失望。后又蒙徐晋如讲谈，始知此老在文革无行，固不足言也。听中文系课的时候，有次我在三角地写了张启事，约北大的朋友在钟亭联诗。后竟无一人来，我这时才知北大人已不兴古典了，诗歌方面似乎极推崇海子。我在青海时与昌耀谈过三次，觉得海子不可与昌耀比。（当然我现在又已修正了这一观点，海子名句“天空一无所有，为何给我安慰”今我常颂之，倍感亲切）。那时我的诗歌创作正处于闭关修炼期，我决心复兴古诗。既然在诗歌方面没有知己，我便转而偏执地轻视起中文系师生来，下决心不做文人了（当然诗歌是要作的），要学做人。

于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遇到了现在我的恩师王博先生。那时老师在1 教301教室里正讲《礼记》，我便无礼地闯了进去听。“王少农无礼听礼记”，这倒不失为极好的典故呢。老师见惯不怪，略一停顿，打量了我一眼继续讲课。我觉得他很有儒雅气质，于是注意听。我在青海时自修的儒家宝典就是《尚书》与《礼记》，如今听老师再演大礼，颇觉合于心。于是乎第二次听完他的课时，我便把我的情况讲给他听，把我写的一本哲学书《弑神论》（反叛主义）给了他。他笑着接受了。过了几天，我打电话问“如何？”，老师便约我到教研室晤谈，时在九七年春天。

自那以后，我便正式在老师班上上课，同学中有几个韩国留学生颇不知礼，有次大家都在等一教开门，他们中有一个嬉皮士的男生把垃圾扔在了地上，我不出声地上前把垃圾捡了起来扔进了桶里。韩国人并没有脸红，他们扬长而去。我实在是讨厌他们。不过班上还有一位韩国女生颇为清丽，倒不失为高丽美女。每次上课，老师总是要与大家“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一番，这时发言最多的是一位叫穆铁柱的同学。言虽不深，倒很有意思。我很少说话。当时与我一起听课的还有张建军兄，张建军现在考上了北大哲学系的美学研究生。

后来我的生活越来越苦，连100元房租都交不起了，只好去做工。做什么呢？搬运工。我在西直门的东方搬家公司扎扎实实地下苦力做了一个月赤贫的无产阶级，结交了好些难兄难弟。回到北大刚好放假，我于是回了趟四川老家。

秋期返校我继续在老师班上上课，这学期主要讲《老子》。道家诸子中我最熟悉的是庄子，老子知道的不多。经老师整整一学期的辛苦讲解，我始悟老子思想之深。老师讲老子基本上述而不作，但我隐隐地知道他的话中蕴藏着某种倾于善的大智。有时一个词（如“道冲而用之或弗盈也”一句中的“或”与“盈”）老师能随便例举出十几个版本的同异来，实为深研。后来我又看过老师在《道家文化》学刊里发表的一篇《老子与月》（篇名大概为此），又知吾师思之灵异也。

那时我住在46楼杨子力兄长处，生活较安定，得以潜心问学。杨子力兄与高巍兄都是我在北大的至交好友，那时我们在一起关心国家大事，充满了理想主义的激情。如今他们已都不在北京，我时时怀念着他们。

北大给我最大的教益是“情”，北大师生都是性情中人，可称“性情北大”。其次北大给我的一大教益便是“学”。当然在学术与文学、文化上，高于北大师生的大有人在，但这丝毫不会减弱北大的崇高地位。北大的“大”，确实藏山纳海，包容乾坤，非有数千年太学传承与中国文化正统，焉得为此。

至于北大的风景之美就不用多说了。北大是一座宫殿群，庄严幽深；北大是一座城市，灯火辉煌；北大是一座森林，连绵千里。我最喜欢的北大一景是在博雅塔下的小山上透过未名湖远眺西山。可见湖柳涟涟，宫阁玲珑，西山之影碧然一抹，若有晚霞，更添胜景。春天可以在这儿望见西山上的桃花林。拙文《清晨》便作于此。
后来我在北大结识了俞心焦兄与熊晋仁兄，影响至深。那次与晋仁兄初见，我、子力、赵斌、少波、晋仁五人环坐于静园草坪，畅谈甚欢。我吟我诗于众兄之前，其词曰：“举剑为镜照山河。”这句诗因为独成一境，不宜置入绝、律中，现在我把它单独列为一篇诗放在诗集内。此诗亦可作下联语。晋仁兄当即对出上联，虽不甚工，亦善。晋仁引我到心焦处，谈诗观画甚乐。心焦示我以钱理群老师主编的《中国百年文学经典》，其中有两首他的诗作。后来承心焦惠爱，赠我以另外两首，其中一首我也是终生志之，诗的开头是--
“在我的祖国，只有你没有读过我的诗……”我把这首诗复印了一份寄给了我妹妹。

北大写诗的朋友中我相对欣赏徐晋如兄，更欣赏的是此君的风度。晋如喜欢穿长袍，这与我喜欢穿中山装正有同妙。他爱唱京戏，我爱唱民歌，假使一起大吼，不知会怎样。

后来我通过高巍认识了余杰，我见了余杰的一本小册子，当时感觉比较一般。现在回过头看余杰出的几本书，应该说在思想上险些修成正果，很有北大味。遗憾的是余杰的东西就和李敖的东西一样，思想是好的，艺术性不足，严格讲不能称文学。而我认为中国文学主要缺乏的不是思想，而就是艺术。前晚与狗子、张弛、何尚诸友喝酒，我说“张弛你的小说是‘零技巧’”，大家一笑。在我理解，狗子一类的文学多半崇尚“有话说话”，这是好的，但这也不能成为不追求文学特有的艺术魅力的理由。

我在北大时也被好些朋友错爱，如力学系的强力兄听了我的一次演讲立交为友，物理系的李金兄（已毕业）至今与我推诚相交。我有种强烈的感觉，北大学生身上有种可贵的纯洁气息，以至出校门后谁是北大人，谁是清华人一眼可以看出。说老实话，我不喜欢清华。有次在图书馆门口的篮球场看两校篮球赛，清华赢了，好久我都不痛快。

在很多时候北大人似乎老是被压抑，有时这是因为我们自身技不如人，有时则是外界所致。谁不曾体会北大人心中深深的创痛与不屈，谁就不懂得北大与北大人。
在学术上我自然受我老师影响最大；在文学上我一直处于自育状态，外部对我影响相对较小；在精神上我受教于我的北大朋友（主要是高巍、杨子立）与钱理群老师。

我与钱老师认识时是在一个有关鲁迅的座谈会上，我大谈“现在应该像纪念刘和珍君一样纪念林昭”。讲完这话当时四座无声，钱老师沉默了一会儿接着我的话讲。我一瞟，是个胖老头。貌虽善，出口似有雷霆。我一下子就喜欢了这个胖老头。后来我听旁人介绍，才知钱老师在中国的鲁学地位，我于是注意听这老头子的话，大异、大快于此翁之激昂。遂常去听他老人家的课，常有妙悟。有次我找他借钱，他似乎毫不考虑地答应了，约我在西门桥上等。我于是和女朋友去等，一会儿钱老师来了，把钱给了我，说：“不要还了”，又说了好些鼓励的话。我很感动，很有点张良圯上遇黄石的味道。

法律学系的孔庆平兄也屡次帮助我。我们认识也是在一次演讲中。我讲到了我在青海的经历后，孔庆平兄当众赞我“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此之谓大丈夫也”，这是我有生命以来他者对我的最高赞扬。其实我自然没能达到孟圣所讲的这一境界。前几天我对我弟弟说：贫贱不能移，我当然能做到；威武不能屈，现在还不能做到；至于富贵不能淫则绝难做到。“富贵而淫之”，这是我现在的真实理想之一。“我淫故我在。”三不我只能做到一不，实在有负庆平兄。庆平对我的《竹林七贤》意见很大，对此我也只能表示遗憾。当然这并未影响我对他兄长般的尊重。

还有政治学系的鄢圣华兄，他对我的思想影响也比较的大。圣华是陈哲夫老先生的高足，又与茅于轼先生是忘年交。圣华与庆平都是博士，我以前很藐视博士，现在有了他们这两个博士朋友不大好意思再藐视了（一笑）。庆平爱佛学，圣华研老子，正与我有同好。有时我在圣华面前谈我的哲学（如“虐智”与“无知加无知等于无所不知”等），他很认真地听，我很喜欢。我在写作与研究之余去做的第一份编辑工作是子立介绍的，而介绍我与书商合作则是圣华，后来圣华介绍的那位书商陈大鹏现在我们也成了朋友。大鹏是北京有名的出版家，我在北大期间曾长期为他编成功学方面的稿子。一边做诗人与作家，一边做编辑，我这种比较固定的职业模式也是在北大形成的。如此说来，也是北大给了我最初的工作机会。如今我在写作的同时，有幸参修国典（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典》），无疑应该感谢子立、圣华、大鹏他们这些开始时扶我上路的人。

北大边缘人（正式称谓应叫“北大游学生”）中，我与石永文是铁哥们。在三角地刚认识永文时，他便向我推销他的“科学体系”，其庞大芜杂令人眩晕。我一见这个东北大汉便感亲切，于是去趁他的床，挤着住在了一起。永文有很深的哲学思考，在科学上曾设计出未来城市的一种“天体交通”（这是我起的名）。但永文太懒了，而且不肯工作，这是不好的，无疑阻碍了他的伟大创造力。我想每一个北大边缘人都应首先自强自立，这样方可实现自己的理想。我也曾经很懒惰，现在可不敢了。生活鞭策我，社会鞭策我，我便只好永远亢奋地往前冲。我想休息，但只有两样东西可使我真正停下来：大地与爱人。我是如此地热爱她们……

感谢北大给我如此多的教益，我作为半个北大人时感骄傲。

我曾长期喝着北大免费的稀粥充饥，再次体味了古时士子寄居庙宇的生活。可以这么说，北大救过我，北大教过我，并给了我人性与文化的诸种荣光。我将终生感激北大，为她服务。

每一个游学北大的人都应视北大为养母，虽非亲生，有时却胜似亲生。当然北大与 北大人也曾歧视过我们，但这不快的一页应该忘却。北大边缘人是北大人的亲兄弟，我们身上都有发扬北大精神的重任。

时间过得很快，1998年5月4日是北大百年校庆，我没有别的可以作为贺礼，当时就用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创作了《太学赋》，以表敬贺。此赋先后奉于王博师、王守常先生、钱理群老师、乐黛云老师与季羡林先生处，老师很是称赞我，钱老师、乐黛云老师也说我写的好，我很受鼓舞。

不久到了秋天，老师带我去参加了这一年度的国际儒学会议，我忝列末座，幸闻高论。与会者有老师、王守常先生、李学勤先生、美国的杜维明先生等人，会议在香山饭店举行，主要讨论了郭店竹简的研究问题。会上李学勤老先生语重心长地寄语年轻学人要多作研究，因为目前我们实际上在很多方面都落后于国外同行。

我想是这样的，所有的北大人（包括所有的北大边缘人）与所有的中国文化人都应以此为训。愿与诸师友共勉，致力于吾国文化之复兴与振兴。

1998年的秋天我与高巍、子力先后因事离开了北大，如今我很少去北大了，北大的一山一水，总让我惆怅……

哲学方面，我因北大而粗入道家之门，并尝试作了《弑神论》、《郭店竹简研究》、《中国程式设计》（已佚）三本书，这为我中年以后的哲学研究作了较好的铺垫。

文学方面，我因北大而渐渐从创作古诗过渡到新诗（这最终的促成是唐晓渡老师的出现），并成功地开创了我的“新派历史小说”。《竹林七贤》为我文殇系列的第一部，去年在作家出版社出版后，很多朋友与读者非常喜欢；文殇的第二部为《东晋风流》，由台湾、大陆两岸出版。竹林之风其实就是北大之风，嵇、阮诸贤其实就是我那些可敬可爱可贵的北大朋友们。

生活方面，北大把我改造为一位坚定的性情中人，并帮我渡过了生命的难关，使我在苦难中升华。每想起北大，我就会想起我在北大喝粥的情景，想起我在石舫上大声唱歌的情景，想起我与朋友们默然相对或聚众高谈的情景，所有这些都是我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之一。

谨以此文献给我的养母北大，献给我的北大兄弟姐妹们，献给所有像我一样曾在北大游学或正在北大游学或将入北大游学的北大边缘人，并以此纪念我在北大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