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人类对知识的价值一直持肯定的态度。孔子曾说:“知者不惑”。知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帮人解决困惑。培根曾说:“知识就是力量”。依凭“知识”,人类可以解决自由与发展问题。的确,现代科技与经济的发展无不建立在“知识”之上。由于近200年来人类社会的发展成就是过去2000年的无数倍,人们对知识的价值不再怀疑。当有人提出地球可能因人类现有的发展模式而最终归于毁灭的问题时,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坚信,知识会找到拯救地球的出路。
但是,在人类历史上,庄子早就对知识的价值与人的知性产生了怀疑。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1]一方面,人的“知”是有限的。个体生命的有限性决定了个体之知的有限性,以有限之知怎能达到完全的“不惑”呢!另一方面,知什么与如何知,在许多情况下是偶然的。“夫知有待而后当,其所待者特未定也。”[2]知有其主体、客体,有其发生的环境。然而知的主体与客体、与环境的见面机会、互动频率不是固定的,这就决定了“知”的行为在发生学上的偶然性。以偶然之“知”又焉能使人类了解人生与宇宙的“全部之知、必然之知”,使人类从根本上摆脱“不惑”与自创性陷阱,最终达到完全自由的境地呢!
人类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为具有理性色彩和具有价值判断功能的知识标准所决定。在“吉凶”、“优劣”、“是非”、“大小”、“寿夭”、“正误”、“美丑”等等价值的分判上,知识标准是决定性的。人类有没有一个共通的价值判断标准呢?人类的价值判断标准是否会颠三倒四,时白时黑呢?在这一点上,庄子持悲观的态度。“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3]知”的对象与环境不同,“知”的主体自身条件不同,价值判断的标准不同。如果每个人各随其成心而师之,或者说师心自用的话,那么,泰山与毫末之大小、殇子与彭祖之寿夭,这样一些看似一目了然的问题也不能获得一个统一结论。“
指导人类实践的知识必须是真理或真知。歪理邪说必将人类引入歧途。佛教对人类能否认识真理、人类所见所闻而得的知识是否是就是真理等问题,提出了否定的看法。佛教认为,真理是佛法,佛法是“一中”特殊的存在。《中论》中有“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既然不生,何灭之有?所以《大般若经》云:一切法自性空。圣辉大师认为真理(佛法)超越语言思虑的自然实相,是无法加以形容、描述的实相[4]。由于它无生无灭,就自然无时空,无大小,无来去,无色彩,不在物质世界之中。由于物理与化学现象的产生依赖于物质与能量的存在与运动,所以以物理与化学实验的方法去测试真理的存在就不可能。人的感官与人类的感性思维,只能认识有时空特征的物质,对真理这种无形无影的存在,只能如盲人摸象。故金刚经有“世界,非世界,非非世界,是世界”。
佛教认为人类凭理性思维证得的“真理”,也不一定可靠。因为人有“我”这一自性存在,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有自己的“立场”,故其所证得的知识并非真理。“若心存内外,情寄大小,则堕在偏邪,失于正理[5]”。因人有自性,故有所望,有所生,有所灭,有所求、有所着、有所执,进而闻有落有、闻空滞空、闻中着中,至理就不易显现,玄道则难穷通。也就是说,执着者必被现象所迷,必以见为体,必颠倒错乱,必只能得到邪见。执着者执着一物,必有是有非,有肯定与否定、有价值判断与先入为主的成见。其见必为邪见[6]。
由此可见,知的能力是有限的,知的发生是偶然的。人与人之间的知的同一性是不可必、不可能的。人类的现有知识与价值判断标准有很多可能是错误的邪见。由“知”开启的人类可以“不惑”的自由之路被“知”的局限性本身堵塞了。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深信的“知识就是力量”的信条,因知的局限性与知识的错误性而可能最终将人类误入歧途。小到博士与博导跳楼,大到前南种族清洗、波黑内战、海湾战争、巴以冲突、科索沃战争、北爱冲突、车臣战争、印巴冲突,911事件,种种事件证明,指导人类生活的现有知识体系与科学体系是存在缺陷的。
在有限的、偶然与差异的知面前,在人类知识的局限性面前,面对人类未来的可能危机与挑战,人类应该总样行动?一种办法是摸着石头过河,二是发展科学与理论,三是实现全球对话,四是寻找真理。
毫无疑问,摸着石头过河的风险十分巨大,稍不小心就会淹毙江中,不是迫不得已不能提倡。对话能统一思想、统一价值观与价值标准,能减少内耗,能统一行动。今天的全球化与科学文化交流所做的事绝大部分就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西方人要中国人接受西方的观念,在亚洲大搞什么和平演变,无非就是要统一价值观与价值标准,维护西方世界的稳定。如果用来统一的思想,统一的价值观与价值标准是错误的邪见,一个小危机的克服会伴随更大的危机。科学研究的目的是要解决知识的缺陷问题。今天的科学研究工作与巨大的科技投入所要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然而,科学研究工作只能得到有限物理空间的相对知识,不能得到关于人类与宇宙无限空间的真理。从而,以有限应对无限、替代无限,实在自不量力。
真理真是那么难知难识难求吗?
解决办法是有的。但决不单纯是现代自然科学的办法,也决不单纯是辩证逻辑思维的办法。佛教认为,用现代自然科学的办法是无法证得真理的。辩证逻辑思维的办法是:在实践的基础上,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通过概念、判断与推理达到理论的高度,用理论再指导实践。辩证逻辑思维办法中的实践是人的实践,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是人的认识,三者都对有时空的事与物有依赖,对人的价值观如立场、观点、方法等有依赖。所以,以辩证逻辑思维的办法无法获得可靠真理。现代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具有时间与空间特征的物质,研究方法是实证。实证的方式是以物证物,以现象证理论。当研究的对象是无质无时无空的东西时,当被证实的理论不是唯一的时,现代自然科学的办法,就捉襟见肘了。
什么是正确的办法呢?其实,古人早就告诉了我们。老子的“道”,佛家的“法”为我们寻求“真理”提供了启示。
《道德经》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名之为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道德经》还云:“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常有”、“常无”,“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老子的这段话,描述了道的运动状态与功能特征。老子的“道”就是佛家的“法”,就是不生不灭的真理或真知。“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7]用基督的语言来说,真理就是神,神就是真理或真知。
神、道、法、真理或真知的视觉形象特征是什么呢?这是个未知数。他难以为语言表达与描述。如果谁一定要表达与描述它,都只是“强字”、“强名”。而“强字”、“强名”加诸神、道、法、真理时,却是对神、道、法、真理的违背。可是人类对知性的追求是无限的。一定要弄清神、道、法、真理是什么?表现为什么?与什么东西联系最紧密。其实,神、道、法、真理很简单,用科学的语言来说,就是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中的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的“具有自然意志”的“自组织力量”。其中,有意志,能自组织,能对外做功,是神、道、法、真理的三大特点。
对神、道、法、真理的认识方法,道家有二:一是或返归“真人”状态,或产生神通,可以观察与体会到神、道、法的奥妙。二是,以理智从常识与世俗发展趋向中进行观察分析,就可以看到与体会到神与道的权能。神道显象于不同形式的玄妙,要从不同形式与不同层次的玄妙中去认识神。从各种玄妙背后的玄妙中去认识神与道,是认识神与道的根本途径。基督强调通过信、敬、爱、祷等方式与神保持联系。佛经认为唯一的方法是,断掉感情和欲望, 关闭常识与理智,物我皆空。也就是说,只赞同道家的第一种方法,不认同道家的第二种方法。易经认同道家的第二种方法,很少提到道家的第一种方法。尤其是强调“观察”,如“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观鸟兽虫鱼。。。。。。”这两种方法虽然途径不同,但都能在一定程度上达到认识神与道的目的。当然,方法难而其道深,方法易而其识浅。
老子、庄子、和佛家告诉我们,与神沟通,寻求道、法、真知和真理的关键在于寻找“真人”,在于“去伪存真”,返归“真人”。老子说:“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人、地、天、道、自然,共有五,“大”只有四,指人、地、天、道。自然未被列为“四大”之一,因为自然是道的本体。在这里,自然不是自然界的意思,而是本然、本来的意思。人、地、天“三大”与道、神、佛法、自然不是同格的,是道、神、法、自然作用的对象,是道、神、法、自然做功后的外在表现形式。如果只论“一大”,那就应该是道,是神,是佛法、是自然。
域中四大,老子特别强调人居其一,而没有强调地、天、道居其一,在于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是自然而然的,不存在任何问题。而人法地、人法天、人法道、人法自然,因欲望与知性的缺陷而出现矛盾、偏差与错误。所以,庄子说:“有真人而后有真知”[8]。也就是说,不从人这个认识的主体、判断的主体、实施与行动的主体出发,不对人本身做文章,要寻求真理,其他一切方法都归白搭。同时,在人上做文章,关键在于寻找“真人”,“去伪存真”,返归“真人”。
老子对“真人”的状态作了具体描述:“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涤除玄鉴,能无疵乎?爱国治民,能无为乎?天门开阖,能为雌乎?明白四达,能无知乎?”,如果回答“能”,此人就是“真人”。根据老子的描述,“真人”就是一种保持婴儿心态的人。例如,“夫童心者, 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 便失却真心, 便失却真人[9]”。对佛家而言,真人就是佛。保持婴儿心态的人仍不能称为佛。因为婴儿是有自性的东西。只有自性空的人,才能是佛。老子讲婴儿是“真人”态,不是指婴儿就是“真人”,而是帮助人们理解什么是“真人”。“真人”的定义是合于道者,通于神者,法地、法天、法道、法自然者。反之,不合于道者,难通于神者,违地、违天、违道、违自然者,为“俗人”。
人有许多状态,如物性人、兽性人、感性人、理性人、灵性人等等。据研究,人人都能做梦,很多人都有超距离感应、预知与后知能力。这表明,人人都有灵性。佛教将人分两部分:性空部分与性实部分。人的性空部分就是佛,人的自性部分就是“俗”。性实部分就是自性部分,包括物性人自性、兽性人自性、感性人自性、理性人自性等等。显然,物性人、兽性人、感性人、理性人,对物有依赖,有生有死,是“俗人”,而唯有灵性人,对物无依赖,无生无灭,是“真人”。世俗之人,肉眼凡胎,为生活所累,为业力所障,为理性所闭,为知性所限,很难成为“真人”。
只有人的灵与灵场,超凡脱俗,通于神,合于道,出入于自然,才是“真人”的本体。“灵”具有测不准特征,“灵”的能量信息运动包括梦游、遥视、超距离感应、预知与后知、灵魂脱体、灵魂复位、死后续存、灵魂附体、灵魂转世、灵魂转存、心灵施动、心灵治疗、邪灵病、精神变态等等。实体人、生理人、感性人、知性人、理性人因生存竞争的需要而显性的存在,并时刻被人所关心、照顾,与此相反,灵魂人因与物欲的生活无直接关系而常被人所忽略。由于测不准原理的存在,灵与灵场具有神秘、不见渊底、超意识性,不可能在生活的表层为人的意识所照亮,不可能为以实验与可测为标准的现代科学所认同。
灵作为一种物理、文化与宗教现象,被研究与被关注的历史有数千年。但作为一门现代学科,只有100多年的历史。1882年2月20日英国成立了世界第一个心灵研究会。由著名哲学家亨利。西奇威出任主席。1885年,美国也成立了心灵研究会。20世纪30年代,心灵研究发展到定量研究阶段。第二次世界大占期间,希特勒公开鼓励利用心灵学为战争服务。1957年,国际超心理研究协会在美国成立。1968年,印度产生了全世界第一位“超心理学硕士”。到1980年,前苏联已有20多个政府主办的心灵研究机构。除了中国大陆还在借“迷信”对心灵现象加以排斥之外,国外都在对心灵现象的存在予以承认、予以研究和开发。世界上先进的发达国家,在心灵学建设与心灵功能的开发与应用方面已取得卓有成效的进展[10]。
现代交通、电子、人工材料、药物科技的高速发展给人类带来了无限的利益,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环境污染、车祸、基因刺激、癌症诱发等风险。与此同时,由于知性的局限与价值观的错乱,自杀、他杀、群体犯罪、恐怖活动、战争暴力等等,给人类自身利益与社会发展带来无限困扰。由于灵具有遥视、超距离感应、预知与后知、脱体、复位、续存、附体、转世、转存、施动等功能,开发与利用灵的功能对人类个体与社会的发展,在心灵治疗、预防自杀、他杀、群体犯罪与恐怖活动,在预测车祸、灾祸、疾病,提高人类的抗风险能力方面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神灵学研究的意义,在于理解传统文化中,尤其是宗教经典中所提到的各种关于神道现象,尤其是宗教经典中的超科学内涵,在于理解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中的人文价值与实用价值;在于重新评价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的利弊,在于集二者之长避二者之短,重新构造新的世界观体系与新的价值判断标准,在于开发人类心灵、真人、佛法、神道的功能,在于通过对灵场与心灵的调整与改造,达到创建一个全新的、幸福、和谐的社会的目的。
自从欧洲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在不断地消耗地球经历50万年才积累起来的碳载体能源。以今天的速度,全球的石油储量将在41年后枯竭殆尽,天然气是63年,煤也只有218年。燃烧排放的二氧化碳,导致全球变暖, 最后足以导致人类从地球灭绝。
爱滋病(AIDS)仍在蔓延,羊瘙痒症(scrapie)、疯牛病(BSE)、口蹄疫(FMD)、非典型肺炎(SARS)禽流感(bird flu)等等新流行性疫病不断出现,而人类对此无能为力。今天,现代交通与通信工具、以及全球化的经济体系,将人类与环境紧紧联系在一起。在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时代,.地球整体变得更为脆弱,我们倍感世界和平的珍贵,倍感宗教和谐对人类共同未来的价值。
当今地球人类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包括疫病的产生,与目前世界普遍实行的资本主义的物质消费方式、生产方式、政治经济制度和环境污染有关。资源与环境被破坏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的生产与消费方式下资本与私欲不断引发堕落性恶、物质享乐主义、拜金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膨胀的恶果。
东欧巨变后,尽管民族国家仍是影响世界事务的最有力的因素,但新世界冲突的根源是强权国家集团的文明输出、文化入侵与颜色革命。文明输出、文化入侵与颜色革命将成为现代世界冲突演化的最新阶段。文明输出和文化入侵与颜色革命的实质还是对生存空间、能源、资源等的争夺与控制。中国传统文化的逐步灭失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盟国对华西化政策长期实践的结果。近100年来轻视本土文化与本土文明的行为使我们今天饱受具有强烈西化特征的全球化的苦果。
亨廷顿认为,文化与文明的对决将成为未来冲突与和平的主要焦点。未来最重要的冲突将发生在8或4个主要文明的断层线上。这8个文明是西方文明、儒家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非洲文明。这4个文明是:基督教文明、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和印度文明。在现实世界与历史长河中,更多的冲突是西方国家与伊斯兰教国家之间、东正教国家和伊斯兰教国家之间的冲突。西方国家与东正教国家之间的冲突虽有,但主要还是基督教文明内部传统冲突的新表现。前苏联解体以来,意识形态对国民的控制逐步失效,传统文化对人类行为影响的力量在复归。但是,传统文化复归不是冲突的根源,但是传统文化、现代文化、与殖民文化的不协调就会产生冲突。
祖先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文化遗产,其中最为宝贵的是宗教。宗教它充满着最神奇的力量,宗教是智慧的宝藏,宗教能帮助人类消除灾难,平定战乱,宗教能给人民带来幸福和安祥。令人遗憾的是,宗教也常常容易被极端分子,少数居心叵测、充满邪恶欲望的恶魔所利用。
冷战结束后,前南各民族国家间立即出现了种族清洗。波黑内战、海湾战争、巴以冲突、科索沃战争、北爱冲突、车臣战争、印巴冲突等等,直至延伸到21世纪初的911事件及反恐运动、印尼巴厘岛爆炸案、美国对阿富汗实施军事打击、莫斯科人质事件、美国进攻伊拉克、以色列进攻黎真主党等等事件表明: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战略平衡被打破以后,世界宗教冲突加剧,人类和平受到威胁。
当代恐怖活动的最大特点是带有宗教色彩,不讲人性,通过制造贫民血案来扩大事件的影响。如果任何武装冲突的升级导致了核武器的滥用,人类文明将不复存在。从理论上讲,没有人性的恐怖活动导致人类毁灭的危险已经可能。强权政治是加剧恐怖活动的催化剂。大国因地缘政治的考量而介入恐怖活动之中,增加了人类毁灭的可能性。今天,人类最大的危机不是大国之间的战争,而是恐怖事件。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不断增多,谋求获得核武器的国家也越来越多。恐怖分子获得核武器变得越来越容易。未来核爆炸的可能不会是核大国,而可能是核恐怖组织。911事件告诫我们,强权政治、恐怖活动与人类毁灭是密切相关的。任何形式的暴力冲突的不断升级将把人类引入歧途,在现有人类生存环境下,将提前将人类推向万劫不复的死亡之境。
这个脆弱的地球实在无法继续承受更多的任何形式的污染与破坏,无法承受任何形式、特别是惨无人性的暴力对抗和冲突。面对世界性的各种危机,人类应该向何处去?我们应以何种理念,用何种实践来处理国际关系、文明关系,宗教关系,人与环境的关系,人的灵与肉的关系?
观念创新和宗教和谐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由于创新文化观念,升华人类心灵,把握精神自由,加强文明对话,促进民族和解,促进宗教和谐,促进宗教合作,发展全球民主,终结霸权主义,实现国际平等,谋求人类共同发展,建设地球天国已成为全世界的一种运动和共识,从而举办“宗教和谐与世界和平全球论坛”,具有空前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今天的世界,交通通讯科技发达,人类物质文化空前趋同,但各民族的精神文化和上层建筑则携带着成百上千年文明演进的成就及其惯性,在拚命捍卫自身的独特性以保持人类文化的多样性。面对宗教文化的多样性,宗教和谐与世界和平的实现,仅靠“宗教和谐与世界和平全球论坛”是不行的,仅靠一个民族与一个宗教的努力是不行的,同时,没有一个能超越现有各个宗教理论的新理论作指导,没有一个虚怀若谷海纳百川的世界主流民族来引领,也是不行的。
早在唐朝,各种外来宗教,无论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摩尼教、祆教等等都进入中国,此后逐步实现了儒释道互补并存,最后发展到三教合流。以儒家文明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对外来各种文明与宗教历来具有海纳百川的气量。现在,几乎世界上所有的主要宗教都能在中国文化中找到自己的栖身位置,并与其他宗教较好的和谐共处,这充分地反映了中国文化兼容并包的深层特点。中华释道儒文化认同世界是一個地球村的理念,认为天地人一体,人类不應有國籍與宗教的分別心理与歧视心理。中华文化追求实现文化与宗教多样化发展,追求世界大同与和谐统一。只有中华文化理念的介入,世界宗教和谐与世界和平的目的才能实现。
但是,应该看到,中国儒家文明是一种无神论文化。中国人受儒家文明影响很深。而宗教是有神论文化。要引领宗教和谐与世界和平,儒家文明如不创新是做不到的,缺乏神灵信仰的儒家信徒是无力承担这一使命的。宗教问题必须以宗教的办法来解决。要实现宗教和谐,必须实现宗教神灵的和谐。宗教神灵的和谐,如果没有一神而万神,万神归一的理论来指导,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创新宗教传统,建立统一的,对世界各种宗教都适用的幸福宇宙神灵理论,是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发展到今天的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义务。世界和平需要中国,宗教和谐也需要中国。一神而万神,万神归一的幸福宇宙神灵理论,是中国文化引导世界文化,实现宗教和谐与世界和平发展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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