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节谁让郑和抛锚
哥伦布、麦哲伦等人的船队，与之前60年浩浩荡荡的明朝郑和船队相比，不过是小舢板而已。但是，100年以后，中国的力量从海上消失了。中国错过了命运之神。
谁让郑和抛了锚？
答案是：领先世界的中国古典货币制度。中国古典货币制度是如此完善，当代货币体系简直就是它的翻版。也因为其太先进了，所以根本不需要去顾虑币材不足的问题。“天朝泱泱，奄有其物”，并非妄自尊大，而是那时中国的真实写照。
中国不需要去追逐新大陆的黄金和白银，于是郑和船队一路播洒友谊的花朵。最终，显示天朝抚有四海的这种脆弱的理由，使得郑和船队在朝廷中站不住脚。郑和珍贵的航海资料也被明朝几个忠诚而迂腐的大臣付之一炬。
但是，中国古典货币制度本身，并没有过错。相反，在我们今天这个时刻，它将焕发新的生命。
第2节中国古典货币制度：让历史告诉未来
作为统一而不是分裂的国家，中国很早就出现了国家权威为保证的不足值货币，即信用货币。
据《国语·周语下》记载,公元前524年,周景王拟铸大钱来代替在流通中的较小货币,这里铸的大钱，就是不足值货币，它的价值是由周王的国家权威来保证的。
在秦的《金布律》中，运用政权的力量，用法律的形式强行规定，无论是政府或私人，都不准在货币的质量上进行选择。“官府受钱者，千钱一畚，以丞、令印印。不盈千者，亦封印之。钱善(与)不善，杂实之。出钱，献封丞、令，乃发用之。百姓市用钱，美恶杂之，勿敢异。金布”“贾市居列者及官府之吏，毋敢择行钱、布；择行钱、布者，列伍长弗告，吏循之不谨，皆有(罪)。金布”。这里强烈地体现了国家威权的意志。
唐代使用“实钱”、“虚钱”的概念是指流通中足值铜钱与不足值的虚价铜钱。宋代产生了纸币,从此以后，人们运用虚实概念解释货币流通现象,大多是以纸币为“虚”。大凡宋元人言虚实相权，目的皆为了强调纸币应可以兑换足值货币。到清代，人们综合宋代纸币作为信用货币并不需要十足准备金和元代不兑换的纯纸币流通的经验，包世臣、王茂荫提出了纸币流通的“以实驭虚”、“以实运虚”的原则。
只有在汉朝早期，才允许私人铸币，在中国漫长的帝国统治时代中，都是国家权威铸币为主。
这由大一统国家形态所决定。
中国对于不足值货币，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调控政策。这形成当代货币调控制度及收入分配制度的前身。这也使得中国不存在欧洲那样的币材缺乏问题。中国有足够成熟的调控手段，保证经济增长的同时，得到充足的货币供给。
中国一直就有货币如流水般循环流动的认识。中国古代的货币也叫泉币。周朝时就设了掌管货币的机构叫泉府。
在货币究竟是不是财富的问题上，中国古代就有清楚的认识：
例如春秋时期管仲认为，“珠、玉，饥不能食，寒不能衣，费多而益少，故为末用也。”指出国家对于财富的态度及其后果，“王主积于民，霸主积于将战士，衰主积于贵人，亡主积于妇女珠玉。”
同时对于财富的统计，管仲认为，“行其山泽，观其桑麻，计其六畜之产，而贫富之国可知也。”“山泽虽广、草木毋禁，壤地虽肥、桑麻毋数，荐草虽多、六畜有征，闭货之门也。”
管仲特别指出：“时货不遂，金玉虽多，谓之贫国也。”
上面这句话中，“时货不遂”，意思是“当时货物没有增加”；“金玉虽多”，意思是“虽然货币很多”；整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用以供给生产和消费的货物没有增加，则一个国家虽然货币很多，但也只能算是一个穷国”。
管仲一直对于金钱表示的价格非常轻蔑。他说：“衡无数”。意思是说，价格是不确定的。因此管仲之理论，很大的特点就是操纵价格，来获得政策之目的。这本身给了管仲在金钱面纱下，根据实物财富而不是根据短暂的金钱价格，来判断物品价值的要求。
中国古代对于金钱无用性的认识，已经远远超越对黄金白银疯狂追捧的欧洲重商主义；中国古代对金钱重要作用的认识，又把否定货币重要性的欧洲重农主义及之后的西方经济学，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管仲虽然认为货币本身并不是财富，但却认识到货币在财富创造和分配中的重要作用。
管仲认为，“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三币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
管仲这里说得非常清楚，货币本身虽然不是财富，但是却可以用它来调动天下的财富，以适当配置资源。
特别令人惊叹的是，管仲在明明指出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并强调“时货不遂，金玉虽多，谓之贫国”的同时，又直接表达了对珠玉金银的高度重视，“贱有实，敬无用，则人可型也。故贱粟米而敬珠玉，好礼乐而贱事业，本之始也。”
管仲同时注重对国计所需货币量的计算。其在《山国轨》中，齐桓公问其国家统计理财的方法，管仲回答说：“某乡田若干？人事之准若干？谷重若干？某县之人若干？田若干？币若干而中用？谷若干而中币？终岁度人食，其余若干？某乡女胜事者终岁绩，其功业若干？以功业直时而核算之，终岁，人已衣被之后，余衣若干？别群轨，相壤宜。”
可见管仲是有着一套严密的统计方法，来计算国家的实物财富，以及按照实物财富的数量，计算货币量的供给。
其详细计算并调控货币的办法如下：
“某乡田若干？食者若干？某乡之女事若干？余衣若干？余食若干？必得轨程。此谓之泰轨也。然后调立环乘之币。”[1]
上面这段话明确地说明了，根据实物财富及其剩余的统计，来全面计算发行的货币。其方法的复杂和先进并不亚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的统计方法。
但是，管仲的货币计量理论远不仅仅于此。管仲进一步通过货币与货物的互易，来调控货币量的供给，从而达到对货币的吞吐。这正是当代央行公开市场业务的前身。而事实上，美国1889年才开始提出脱离金本位（即不再以黄金的数量作为货币的总量标准），而通过买卖农产品，进行货币发放和回收，以使得货币量不是与金银，而是与国家财富增长相适应的货币制度设想。这后来促成了美国联邦储备制度。
因此，比起配第的单纯计算货币总量的思想来，管仲无疑要进步得多。
管仲关于公开市场以进行货币吞吐的具体执行措施如下：
“田轨之有余于其人食者，谨置公币焉。大家众，小家寡。山田、间田，曰终岁其食不足于其人若干，则置公币焉，以满其准。重岁，丰年，五谷登。谓高田之萌曰：‘吾所寄币于子者若干？乡谷之木广若干？请为子什减三。’谷为上，币为下。”
这段话谈到了国家通过核算后，吞吐谷物、布帛等财富，来供应货币。谷为上，币为下，意思是说，国家通过收购谷物到国库，而货币因此发行到民间。
管仲清晰地说明了货币调控的原则：
“国币之九在上，一在下，币重而万物轻。敛万物，应之以币。币在下，万物皆在上。万物重十倍。”
这个原则，跟当代公开市场业务的原理并无二致。即如果国家卖出库存大量收回货币（上），则物价将会下跌。而国家大量买进产品，则会扩张货币到民间（下），则物价将会膨胀。
由此还可以推论：不管是通过什么方式，如果国家收入国库的货币过多，则将导致“国币在上”，物价萎靡，经济萎缩。它很好地解释了这么一个现象：国家的巨额利润收入，并不一定意味着经济的蓬勃发展，相反，却可能致使经济低迷。
管仲也非常清楚地阐述了货币调控的目标在于控制物价。这就比单纯依靠一揽子商品担保来发钞的美联储备前身的那种制度要合理多了。前者能保持国家物价稳定，而后者却只会导致经济大起大落。
管仲说明了货币储藏对于货币循环的危害。管仲说：“民人所食，人有若干步亩之数矣，计本量委则足矣。然而民有饥饿不食者何也？谷有所藏也。人君铸钱立币，民庶之通施也。人有若干百千之数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有所并藏也。然则人君非能散积聚，钧羡不足，分并财利而调民事也，则君虽强本趣耕，而自以为铸币而无已，乃今使民下相役尔，恶能以为治乎？”
这里管仲谈到了两个藏。一个是以谷物为代表的实物财富的储藏；一个是追逐利润的货币储藏。并且管仲指出，在实物及货币退出流通，大量进入储藏之后，国家（人君）往往会增加货币供给（自以为铸币而无已），从而导致更深的经济危机出现。
寥寥数语，已经足以揭示当今经济危机之实质，点出了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交替出现的原理——由于储藏，导致流通货币不足，经济萎缩——导致国家强行增加货币供应——货币总量过大，又为将来的通货膨胀埋下隐患。
在对宏观经济正确认识的前提下，管仲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提出了系统的积极财政政策。在《乘马数》中，管仲说：
“人君之守高下，岁藏三分，十年则必有三年之余。若岁凶旱水泆，民失本，则修宫室台榭，以前无狗后无彘者为庸。故修宫室台榭，非丽其乐也，以平国策也。”
在《侈糜》中，管仲说：“市也者，劝也。劝者，所以起。本善而末事起。不侈，本事不得立。”
这里管仲首先提出了国家储备的思想。然后提出在遇到凶旱等危机导致经济萧条时，国家修筑宫室台榭，雇佣差役，增加就业，刺激经济。管仲非常明确的强调，这种方法不是为了“丽乐”，而是为了“平国策”。所以他对积极财政政策的原理及后果是非常清楚的。
管仲平国策的财政政策非常灵活。他不但采取政府修建公共工程的办法刺激需求，还直接向百姓分散货币，增加百姓收入。
桓公曰：“何谓藏于民？”管子曰：“请散栈台之钱，散诸城阳；鹿台之布，散诸济阴。君下令于百姓曰：‘民富君无与贫，民贫君无与富。故赋无钱布，府无藏财，赀藏于民。’”
但是管仲绝非执其一端。管仲的积极财政政策是为了“平国策”，但是他却非常清楚，侈糜不是目的，增加生产才是目的。因此管仲反对“平国策”以外的侈糜。
在《八观.第十三》中，管子阐明了他衡量一个国家财富的标准以及对平国策目的以外的侈糜的看法。
“入国邑，视宫室，观车马衣服，而侈俭之国可知也。夫国城大而田野浅狭者，其野不足以养其民；城域大而百姓寡者，其民不足以守其城；宫营大而室屋寡者，其室不足以实其宫；室屋众而人徒寡者，其人不足以处其室；囷仓寡而台榭繁者，其藏不足以共其费。故曰：主上无积而宫室美，氓家无积而衣服修。乘车者饰观望，步行者杂文采，本资少而末用多者，侈国之俗也。国侈则用费，用费则民贫，民贫则奸智生，奸智生则邪巧作。故奸邪之所生，生于匮不足；匮不足之所生，生于侈；侈之所生，生于无度。故曰：审度量，节衣服，俭财用，禁侈泰，为国之急也，不通于若计者，不可使用国。”
当代西方经济学有供给学派和需求学派之争。而这样的争执在管仲看来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管仲衡量一个国家的财富时，使用的是供给学派的观点，以实物财富及其生产能力为准；而在调控国家经济平衡时，又同时调整供给和消费，特别注重通过货币调控对两者进行平衡。
在本事（当时为农业）和末事（当时为商业）之间，管仲也作了精辟的论述，说如果农业发达，则工商业就会兴旺。而如果工商业不兴旺，消费不足，则农业也不会发达。
我们回顾中国古代的这一系列货币调控方法时，活脱脱一个现代国家制度展现在眼前。
一个由于货币调控手段的落后，货币材料匮乏，被迫开拓新的疆域；一个由于货币调控手段的先进，货币材料充足，能在固有体系内自我解决问题。中西方走向了不同的方向。